蒯良、蒯越，各有见地。

先前，刘表单骑入荆州，于宜城设宴，请蒯良、蒯越并蔡瑁，共谋大事。蒯良、蒯越二人，各献良策。刘表闻后赞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论也；异度之计，臼犯之谋也。”

雍季、臼犯（狐偃），皆是春秋时，晋文公之谋臣。晋文公问计二人。臼犯说用诈，雍季说不诈。结果，晋文公用臼犯之诈计，却赞扬雍季不诈。刘表向蒯良，蒯越兄弟，求问立身荆州之道。蒯良之策：众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义不足也。蒯越之谋：治平者先仁义，治乱者先权谋。

刘表纳蒯越权谋治乱，安慰蒯良王道治平。与晋文公用臼犯之诈，赞扬雍季，如出一辙。故有此说。

单此事，足可知。蒯良、蒯越，政见不同。

二人此时争辩，“治未病”、“治发病”。亦与雍季、臼犯之争，一脉相承。

平心而论，“未病先防（治）”，优于“病发后治”。

正如《扁鹊见蔡桓公》。

疾在腠理、病在肌肤、病在肠胃，蔡桓公皆言，“寡人无疾”。

待病入骨髓，救之不及。

蔡桓公言扁鹊，“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

换做刘表，心中所思所想：若“未病先防”，世人焉知“国有疾”；不知“国有疾”，如何能知“治国之功”？世人皆不知治国有功，又与我何益？

然对“国疾”而言。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刘表此人，不过蔡桓公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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