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怎么办，这是很重要的。不然道理就只是道理。

这逃卒趁着炮声停歇、齐人重新组织进攻的间隙，想了想这个问题：自己贵己贵生，不想服役出征，更不想为了王侯之私利去打费国，可是自己还是被强征了。

若是墨家的义，太过尖锐，推理下去那必然是抡起拳头反抗，自己打不过呼朋引伴抱团去打，呼朋引伴还不过瘾，还要振臂高呼让天下人一起反抗，打到没人敢这么作为止。

他对此并不是很赞同，杨朱之学既是贵己，也是律己，不害天下，也不利天下，人人如此，则无害利。

战场上，这逃卒第一次对自己一直笃信的“贵生、贵己”之义产生了些微的怀疑：自己贵己，可是战场上的枪炮不贵自己，上了战场就要死的，这似乎也不合乎贵生之义，到头来好像是还是墨家的道理更为有效一些。

可他转念一想，有效是有效，可反抗也可能会死，那岂不是也不贵生吗？若只是求有效果，那岂不是又入了墨家的“理性功利”之义？

战场上的硝烟和血腥，以及远处的哀嚎，并没有让他恐惧的瑟瑟发抖，却让他陷入了两义之争的巨大精神痛苦之中。

那些枪声炮声似乎都已听不到，内心中只剩下最简单也是最复杂的疑惑：反抗是违背贵生的、征召上战场也是违背贵生的，那么到底是贵生错了，还是自己错了？

他又想，墨家既然说“生命是天帝赋人之权”，墨家又是怎么说动泗上的人上战场的呢？墨家做事，总要讲求合乎“说知”逻辑，他们又是怎么解释清楚这件明显矛盾的事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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