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术不端是个比政治腐败还普遍的问题。将科研经费用于日常开支，已经属于潜规则的一种了，而且不像是政治腐败，管理和监督学术开支的机构极少。

院士邹承鲁曾经列举了一位学术界人士，说这位先生在30年间发表了1500篇论文，平均每周一篇，其人就是什么事也不干，专门抄论文，也来不及，真令人不可思议。

外国人也不会更有道德，爱丁堡大学的研究员对英国1986年至2005年间进行的21项学术不端行为调查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有七分之一的研究员知道同事有严重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比如伪造科研成果，大约46%的科学家报告说，自己某些同事在学术研究中的行为“值得质疑”，比如“有选择性地”报告研究数据、迫于研究资助方的压力修改研究结论等。

日本的美女研究员更是出名，制造假数据和图像的论文险些去评选诺贝尔奖，是个想骗学术经费，又不慎遍过头的例子。

当然，80年代初的中国学术界管理的就更松了。亩产万斤的卫星故事还没有过去多久呢，为了“科学进步”，为了节省时间和研究经费，研究员迫于政治人物的压力伪造科学结果也是常见的情景。

不过，皇帝的新衣没有拆穿的时候是新衣，拆穿了就是丑闻了，亩产万斤和学术不端皆是如此。

杨锐也不确定李鑫是否会真的学术作弊，但是，轻工业相关的论文也是很难的，会有很多的计算，很多的物理和化学，比写寒假作业的任务量要多的多，而且毫不客气的说，不是每个研究员的计算水平都过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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