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三月，中共中央在郑州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造成同农民关系的紧张状态，必须纠正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四月，中国在松辽盆地的二号井钻出油流；四月下旬，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五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1959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五月十六日，南洋联邦大总统黄历发出了对中国不顾经济客观规律的冒进政策的公开批评。

由于信息传递之间的时延，还没等中国政府作出反应，五月十七日，黄历再次在南洋联邦主要媒体《南洋时报》发表了文章，题目是《近在眼前的教训》。

“……正如世界上任何探索都可能要付出代价或者有成败一样，新中国的建设遇到了挫折，遭到了损失，而且这个损失非常沉重。我也相信，作为一个能在短时间内解决几亿人民温饱，并致力于为人民服务的负责任的政府，即便是激烈的批评，他们也能有相当的气度，进行冷静地分析判断，而不会恼羞成怒。因为很多批评正是对中共的执政能力有着更高的期待、更严格的要求，而周围一片赞颂附和之声，会蒙蔽双眼，腐蚀心灵，恰恰是最甜的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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