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洛德主教并不满足流于表面的道德谴责，接下来他直接将矛头指向帝国金融资本集团，痛斥这一阶层是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罪魁祸首，而商人阶层侵吞国家财富凭借的是两大武器，其一是“包税制度”，其二是“垄断特权”。

“包税法”，即国家将财政税收以某一指定数额承包给豪商，在豪商缴纳此数之后，剩余税收全归豪商所有。克洛德主教毫不留情面的把福格尔家族斥为受益于“包税制”的反面典型，历数该家族的发迹史，指出其为搜刮财富犯下的斑斑劣迹。

雅各布·福格尔也出席了会议，被克洛德主教这样翻旧账，指着鼻子骂遍祖宗八代，当然无法忍受，起身反驳对方的批评，申明包税商无非是受雇于皇室和政府的打工者，为国家征税付出无数精力和心血，非但得不到公众的体谅，反而遭受谩骂，这使他感到非常委屈。

克洛德主教对老福格尔的抱怨不屑一顾，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做出反驳：

“福格尔先生，请问自从实行包税制度以来，我们这个国家的总体财富是逐年递增还是逐年减少？”

“这个嘛……社会总财富是在增加。”福格尔老头苦着脸如实回答，预感到自己正一步步被克洛德推进坑里。

“既然社会总财富在增长，可是据我观察，占据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民众却一天天变得比过去更贫穷，另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收入并没有明显的增长，反而欠下越来越多的债务，那么请问到底是谁从社会财富增长中受益？是谁在政府和民众日益困窘的同时变得越来越富有，福格尔先生，您能告诉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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